大概是因为易于接受新兴事物的缘故，顾客尤其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文艺界、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居多。
每天的营业额因此高达六七千元。
虽然这样的吸金水平，距离津门的“胡姬花快餐厅”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以当时的消费水平而言，和同样规模的京城饮食业其他企业相比，已属商业奇迹了。
不过，发生在这个月，真正对人民群众生活造成深远影响的两件重大事件却是和吃喝玩乐无关的。
一是4月6日，国家正式发布了《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开始实行身份证制度。
规定凡居住在共和国境内的公民，除了现役军人等特例之外，均应申请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
可以在涉及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作为公民身份证明。
这件事宁卫民是恨不得举双手欢迎的。
因为在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前，证明公民身份效力的，只有《户口登记簿》。
用于办事太不方便了。
虽然可以开具介绍信，但介绍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只能在特定范围内可以使用，而且很容易伪造。
核实起来也很麻烦，很耽误工夫。
反过来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推出，不仅便于携带，也让老百姓办事方便多了，安全多了。
宁卫民是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办理了这玩意。
果不其然，立竿见影让正在进行中的买卖房产，腾退私房，补偿到位这些手续流程，一下轻松了许多。
极大的提高了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
至少在他这一方，既有身份证，又有户口本，就能省掉许多麻烦。
否则，办什么事儿如果都得指着用户口本来交接，那可太耽误事儿了。
二是4月2日至6日，京城整顿“以工代干”人员工作会议正式召开。
“以工代干”这个词，其实是特殊年代以政治为纲的产物。
工人的工，干部的干。
简而言之，就是一些人在以工人的身份行使干部的职能或者职权。
这次会议首先肯定了一部分人的成绩，认为符合条件可以正式转干。
同时也指出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管理工作，原则上要回到工人岗位上。
最后明确要求，今后不得再使用“以工代干”这样的词汇，等于是正式宣告了这项制度进入历史。
毫无疑问，许多人的利益和命运是与这次会议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
据统计，到1983 年 6 月底，京城全市全民所有制的“以工代干”人员共有115800余名，
因此，这个会议决策一下发，京城各个单位都是一片乱象啊。
有的单位虚报干部人数，有的人托人说情、弄虚作假。
比如多报年限，提供假证明、假学历。
但更多的单位，都是按照上级要求，要对转干人员进行文化考试，并且对考试分数认真细致的复查。
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着，这件事和宁卫民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但实际上，无论对于宁卫民，还是和张士慧来说，都是老天爷白白送给他们的一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
别忘了，我们国家可是人情社会。
遇到这样关系到命运、前途的大事，又有谁不想把这个“代”字去掉，拿到正式干部编制啊？
而且我们国家因为人多，资源和机会方面，一直都是狼多肉少的局面。
那些已经在干部岗位上干了一段时间的人，必定不惜代价，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那想想看把，这十几万人，会产生多么庞大的送礼需求啊。
他们送谁，怎么送，能不能办成事，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购买大量的好烟和好酒，而且有些人为了保险，增加成功概率，绝不会只打点一个人。
反过来那些干部收，也不会是小数，烟酒淤了怎么办？肯定还得送到宁卫民这儿来。
这么一来一去的循环往复的话，别多说了。
慧民烟酒店只要在这十几万人的送礼需求上，占据百分之一的份额。
那就是将近二十万元的大单，够他们偷着乐去的了。
事实上，这事儿还真是立竿见影。
就这月中，宁卫民这边刚把马家花园的事儿弄得差不多。
张士慧就顾不上犯小心眼了。
他不能不跑回慧民烟酒店坐镇，去帮谭大姐的忙，为烟酒生意忙和得四脚朝天去了。
这种忙法，不夸张的说，比春节旺季都要命。
因为事发突然啊，好些人在情绪激动下，都是病急乱投医，不惜血本了。
但越忙张士慧越美，因为高档烟酒涨势比邮票还猛，太挣钱了。
他这个时候真的已经不大在乎宁卫民炒邮票带不带他了。
拿茅台酒来说吧，从糖业烟酒公司是用倾销的方法换到的，三级批发价，一瓶成本十四块五。
这一卖却是市场上高溢价，全靠囤货居奇，讨价还价。
说三十是它，五十也是它。
而往回购呢，再大方，顶多了也就是按商店里的官价十六块。
所以这一卖加一买，说是翻倍的利都是打埋伏的。
百分之二百的利，打俩滚儿，那是最起码的！
不用说，在张士慧看来。
普天之下，除了法律不让干的事儿，兹要合法的生意，再没有比他现在操持的烟酒礼品更赚钱的了！
他还羡慕谁？
他谁也不羡慕了！
别人应该羡慕他才对嘛！
不过，让张士慧有点郁闷的是，越是发财的时候，这宁卫民越要拖他后腿。
他才美了没几天，好家伙！
宁卫民居然狮子大开口要跟他拆兑十万块钱，急用！
听到这个数儿，他一下子就懵了！
店里有是有，可这笔钱一拿走，现金就只剩下一两万了，影响发财大计啊。
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俘虏了人心。
以至于一百五十平米的义利快餐厅自开业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
另外，本月10日，京城市增送给日本东京都的龙爪槐树苗运抵东京。
东京都送给京城的两千株大山樱树苗也在玉渊潭种植。
正是因此，此后的每年春天，在京城的玉渊潭公园，京城百姓也能欣赏到樱花盛开时如粉红色海洋一样的美景了。
敲锣打鼓，鞭炮声声的开业典礼，“义利快餐”不但请来了市长亲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更是闻讯而至。
美联社发表的电讯稿，将其比喻为“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京城晚报》也写了一篇专访，当天报纸刊发后，惹得京城百姓蜂拥而至，来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
尽管这些摊煎饼的主儿手生得很，而且此时的煎饼还不放薄脆，只放油条。
他们的豆面也不纯粹，甚至是用芝麻粒代替荜拨粒。
不过京城百姓对此倒是没有多大的不满。
而更受欢迎的舶来品来自于港城。
4月20日，京城首家西式快餐店——由京城义利食品厂和港城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的义利快餐厅，在京城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业。
于是摊煎饼成为了大火的事业，成为每天最早卖光的早餐品种。
并以高回报，低成本，技术门槛低的优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许多着急挣钱的待业青年，初涉商海的最佳选择。
比方说煎饼果子作为一种从津门引入京城的时兴风味食品，开始出现在清早的京城街头。
并且以两毛五至三毛钱不等的价格，成为早餐中的新贵。
何况在大多数京城人的心里，来自异地的食品理所应当要比京城本地的东西贵上那么一点。
在“尝个新鲜”的驱动力下，只要大街上出现这种用平板三轮改造的煎饼车。
看见白木框子镶嵌的玻璃上用红纸贴上“津门正宗”和“煎饼果子”的字样，总会引来不少人排队。
事实上这种绝对会被津门人视为“邪教”的异端煎饼，反而非常受欢迎和追捧。
毕竟京城人对这种吃食还陌生的很，好懵啊。
1984年4月，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月份。
除了小公共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弹棉花的异乡人越来越多，天坛公园内的北神厨在打造京城最高级的宫廷菜饭庄，这几件事之外。
还有很都事情都在悄然改变着，影响着京城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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